九游官网九游官网传播理论在“传递观”“文化观”后，继续探索新的传播学认识论。随着技术的发轫，媒介环境革新、社会情感氛围急遽变化，而传播学的认识论却凝滞不前。这种停滞反映且加剧了传播研究和传播学发展的困境。传播学应如何发展，以何种姿态去做面向社会的、公共的、有力量感的研究，是传播学人共同关切的问题。本文就杨国斌教授提出的“作为翻译的传播”对其进行访问。杨国斌教授从态度和方法方面阐释“传播翻译观”，强调要尊重差异，以谦卑的学习态度，反思、改善和修正原有成见，做具有关怀和希望的学术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时代的国家记忆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1&ZD176）的阶段性成果。
问：您在之前的访谈中有提到，您是因Craig Calhoun教授的“批判社会理论”课程，接触到哈贝马斯、布迪厄等当代社会学理论家之后，跟随Calhoun攻读社会学博士，受Calhoun的影响，与传播学有了羁绊。可否展开讲讲，从比较文学-文学翻译博士学位到社会学博士学位，您是如何进入到传播学领域的？
杨国斌（以下简称“杨”）：我读社会学期间，并没有对传播学的自觉。即使早期上过Larry Grossberg等传播学者的课，我也是作为社会学研究生去学习的。那时，我对中国的历史和人文更感兴趣。除了长期对《文心雕龙》保持研究兴趣之外，读社会学博士期间我曾经做过关于颜氏家训、李贽、约瑟夫·列文森之于中国现代性等方面的研究。但当时是以课程论文形式来写作，没有进一步修改和发表。从内心深处，对我影响最大的，可能仍是我对《文心雕龙》的英译，以及对《文心雕龙》中的文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的体悟。做《文心雕龙》英译的那段时光以及那时期所做的研究，是我学术生涯的基础。后来的社会学研究，拓展了我的理论视野。但走过一段社会学理论的道路，我反而看到了西方社会理论的一些局限，因此更注重回到东方与人文的思想里寻找灵感。
我进入传播学领域是始于互联网研究。最初注意到知青网站和知青个人主页时，我并没有将其看作传播现象，而是当社会现象来研究。在研究互联网时，我使用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主要来自社会学，也有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这从我使用较多的理论资源可以看出来，比如哈贝马斯、布迪厄、威廉姆斯、巴赫金、泰勒、戈夫曼、维克多·特纳等人的理论。我对传播学、社会学或其他学科属性，都没有什么执着，反而更喜欢跨越和打破学科界限，比如我写书引用的文献，常常不拘一格。
这不是从一个学科走向另一个学科的转折的问题，而是更像一个反思、彷徨和摸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的阅读、教学和写作都更加跨学科，越来越不拘泥于某一学科或某个具体领域的文献。如近年教的博士生课程“革命和社会运动理论”“表演社会”“质性知识论”和“文化社会学”，阅读的内容都有跨学科的特点。反思我的学术道路，主要还是一个扩展、融汇、混杂和反反复复的过程：从文学翻译走向社会学，在社会学研究新媒体，又走向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然后进入传播学，跌跌撞撞，误打误撞，其中有很多偶然性和运气的成分。当然也有些个人的执着，不喜欢按规则出牌，更愿意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读自己喜欢的书。这对青年学者来说，恐怕不足为训。
问：您刚刚提到了您使用较多的理论资源。那您是以何种方式与这些理论家相遇的呢？在您自己的理论图谱中，他们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理论与理论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共性和差别？
杨：在读博士时，我主要受哈贝马斯和布迪厄的影响，写作时使用这两位社会学家的理论比较多。比如我早年写国内环保NGO的发展（Yang，2005），用的就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针对环保话语，我借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提出“绿色公共领域”（green public sphere）的概念（Yang & Calhoun，2007）。早期我喜欢这两个理论家，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读博时，导师专门研究批判社会理论，是布迪厄和哈贝马斯研究的专家，所以我对他们的理论接触得比较多。等到着笔互联网一书，我自己开始慢慢有一些变化。
在写《连线）一书时，我反复琢磨使用何种分析框架。“公共领域”理论和“公民社会”概念，都曾是我的备选理论框架。但后来两个都没用，我选用了“社会运动”理论。首先，哈贝马斯的这套理论有它自身较长的历史渊源，不适合直接拿来主义。从一开始被引到中国的时候，哈贝马斯的理论就有颇多争议。有学者认为，“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的确，该理论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其次，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是带有价值倾向的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虽然这是基于历史分析提炼而来的概念，但他笃定公民社会是一种绝对正确的理想类型。显然，拿西方的学术思想来分析中国的现实，有用处但也有局限。我想采用一个更加中性的框架，比如社会运动理论就没有这样一种前提。最后我选用的概念是“网络行动主义”（online activism），借用社会运动理论中在当时比较新的多元制度（multi-institutional）框架 ，提出在多元互动论（multi-interactionism）的视角下来认识网络行动主义。在具体分析中我使用较多的是威廉姆斯和巴赫金的理论资源。之后对互联网现象的研究，我也倾向于从文化角度出发，威廉姆斯和巴赫金的思想都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一条路径。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carnival theory）给我诸多启发。巴赫金的思想深刻，尤其是他对结构和能动性的微妙分析，避免了传统社会科学的偏狭和简单化。当然，学者们都在努力去尝试如何打破结构和能动性的二元思维方式，巴赫金做得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他的理论有讲到文体（如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就是一种结构，每个文体中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创作——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艺术创作，这些都是实践，是一种能动性的行为。如果从文体来考虑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那么某一种文体它既有其应有的样子，也有很大的能动性：你要写诗，就要有诗的样子；写小说就应有小说的框架，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同时，你又兼备很强的能动性，你可以创作不同的内容。巴赫金对小说情有独钟的原因，就是因为小说话语具有包容性。小说里面可以有对话甚至胡话、废话，也可以有诗歌甚至戏剧。它包罗万象，容得下多种文体。这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关，成长于极权社会的人尤其向往多元文化。20世纪初期，巴赫金的早期文学理论就提出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和现在的言语行为理论很接近。比如《行为哲学》小册子中所论及的“行为”（act）。
另外，他认为纯粹的、抽象的理论常常是没有意义的。在抽象理论中，人类的真正经验、人的意义完全消失了。这和我近来使用的表演理论，有很深的渊源。他的理论非常丰富，对我而言始终常读常新。他的著作虽然出现在互联网之前，但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互联网文化，仍很有意义。他看到的世界，是鲜活的世界，可以大喊大叫、大哭大笑，充满生命力。相比之下，哈贝马斯的理论过于一本正经、对理性的幻想脱离实际，而布迪厄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则近乎走向了阶级宿命论。
问：您的博士导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Craig Calhoun教授是美国社会学界“少有的关注传播学核心问题的学者之一”。那么在您看来，传播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杨：简单来讲，传播同翻译相似，关注个体、群体内部和群体间的异质性，以开放、接纳的态度，沉浸的、体验的方式，反复倾听、学习、表达、调整、修正。
Communication as transmission最早是从transportation的观点来的，就是要把什么东西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即“传输推送”，后来它又延伸出transmission。早期，“传递观”的影响相当大。但这是一种单向的传播观，我讲你听或者你讲我听。它通常意味着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过程，接收者是被动的、不知名的“大众”。正因如此，“传递观”受到很多批判。威廉斯在Culture and Society的结论中，用很大的篇幅批判了communication as transmission的观点：“没有真正的大众；只有将人们视为大众的方式”；“传播不仅仅是输入；它同样是接收和回应”；他认为不平等是真诚传播的主要障碍，而真正的传播应该包括积极的接收和生动的回应，“任何真正的传播理论都是共同体理论”（Williams，1960：319-332）。在威廉斯这里，真正的传播是在“共同”而非“差异”中发酵的。
与威廉斯一样，詹姆斯·凯瑞 （James Carey）在对“传播的传递观”批判的基础上发展了“传播的文化观”。凯瑞的基本观点大家都很熟悉，他认为传播并非只为传递信息，也是一种仪式化行为。比如每天早晨大家听收音机、看报，晚上看新闻联播，就是日常仪式化行为。在中国，早年看电视的行为对应的是一家人、整个大院的或者一条街的人来看，而很少是一个人的活动。这实际上就是社会性的仪式化行为（social ritual activity），它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实际上，“文化观”的一个重要指向是建立社会纽带，实现社会团结，形塑共同体。直到现在，“文化观”或者说“仪式观”，仍是传播学的重要概念和经典理论。
但凯瑞重视的仍旧是“团结”和“共性”的价值，而没有重视现实社会中的“差异”（difference）。他的“文化观”强调“认同”是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基础：仪式代表着共享某种观念，这就排除了具有不同信仰或观念的人们走到一起时可能发生的情况。而当代社会，冲突和社会分化严重，文化观念越来越多元。如果太执着于追求某种威廉斯所说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则可能对其他文化和社会群体产生排斥作用，容易忽视群体内部、群体之间的差异。因此在多元的网络社会中，我认为更应该有这样的一种传播观：既要认识到共同体与社会共同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又要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实践。从这一观点出发，我想到了翻译。
我是做文学翻译出身的，对如何对待“差异”（difference）有切身的体会。做翻译的基本功，是要具备另外一种语言的能力。英文翻译成中文，中文译为英文，跨语言和跨文化之间的翻译，都需要这个基本功。而获取另外一种语言能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传播（communication）的开始。翻译不仅发生在文化和语言系统之间，也存在于同一社会和群体内部，包括朋友之间、家庭成员之中。我在之前的文章（Yang，2020）里也写到了，巴赫金的语言学理论便涉及到“传播”。他没有直接从翻译学的理论角度谈，他谈的是语言哲学。他的基本看法是，人类一切的交流、一切的传播行为都是一种翻译。我们现在的交流、我们跟朋友之间的任何交流，都是翻译的过程。每个声音都有特定的语境和情境，因此也就有特定的含义。因为没有绝对相等的话语，所以任何两个话语（utterance）的相遇都是一种翻译行为，这个看法很深刻。
这里有三个重要概念：谦卑感、自我转变和差异。在传播过程中，一个出发点是，要有一定的谦卑感。学习一门语言，即是学习另外一种文化，这需要有“学习”的态度，它假定了对所学的外语保持完全开放和接纳的态度。语言不是通过解释来学习的，而是通过接受和习惯。学英语需要背单词、学语法。即使你觉得某个介词用得似乎没道理，但习惯如此，你也只好学着用而不是去随意修改。或许是因为我身处这种多元文化中，这些年来我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多一些谦卑感？如果我们用谦卑的态度来处理关系，不管是邻里、朋友、同事还是国家关系，都会助益良多。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哲学找到很多与谦卑感相通的概念和表述。
“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改变、自我完善的过程。翻译是对话性的、自发性的，主动“学习”的自我必须要具备“转变”的可能性。这和过往的传播学理论有所差别。以前，我们习惯于向他者传播，把自己的观点传播给别人，最多实现到能够交流。但应该看到，交流的过程不是去改变别人，而是如何更好地完善自我。对多元文化交织的社会来说，常见的问题是主流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吸纳、收编，或者忽视、排斥。作为处于主流文化中的“译者”或“传播者”，则应反其道而行之，要有一个敞开的自我，敢于接受差异，并不断改善自我。
不管是传播学还是社会学，怎样对待不同的文化，怎样对待他者，是个大课题，没有最终答案。人类学者会谈到这些，比如“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概念；翻译理论界也有很多创新的概念，因为它本身就涉及到了多元文化互动过程中的很多复杂现象。总而言之，与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不同的是，传播的翻译观是以承认差异、对话、接受、相互变化、自我转变为前提的一种认识论。
如果能从这一视角来谈传播学，或许就比单纯谈论共同体、“共同文化”又往前进了一步。从表面看，技术增强了我们的连接性，但实际上如果这种连接性助长了冲突和极化，那它就是假连接。在充满冲突的世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看到差异和多样性的价值。当然，翻译本身也是个复杂概念。关于翻译的理论和讨论中，对翻译在殖民主义时期成为殖民主义工具等问题，多有批判。关于谁能做翻译、翻译什么、为什么翻译等等权力问题，在翻译学界亦多有探讨。但是从纯粹翻译的过程来谈，我认为还是有其重要内核，可以引申来谈论传播学的基本理想，因此我才提出了作为翻译的传播观的假设。
问：您在海外的学术经历，对“作为翻译的传播”观这一概念的提出有所助益吗？
杨：是的，这个可以用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理论体系建设来谈。西方学术史上，崇尚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追求某种能解释一切的理论。英文学术文章的写作，在文体和风格上，不用商榷的语气，而是要写得自信、有把握甚至有些霸道，要传达的信息是：我的理论最好、最正确，这样才能把文章发表出来。在海外读博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学会说这套“权威”话语的过程。直到后来读去殖民化（decolonial）和本土知识论（indigenous epistemologies）的文献，才逐渐意识到这套学术话语的局限性。这种情况下，再回到中国的学术传统，就有了新的感触。中国传统文论、诗学、画论，从画评、诗评、小说评论生发出来。论者三言两语，简明扼要地发表评论，表达个人的真知灼见，但不执着于建立理论体系。这类诗评、画评，在传达个人体悟的同时，也仿佛同时对读者发出参与讨论的邀请。所以它是一个在开放的思想空间，用意象、比喻等形式，展开想象力。有人或许会说中国传统诗学或文论缺少理论。其实不是没有理论，很多深刻的思想可以上升到理论。只不过追求的是一种开放的、对话式的思想方法。
问：我们都知道，您在传播学理论、情感研究、数字叙事与记忆等领域影响颇丰，提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概念。作为安纳伯格传播学院与社会学系教授，您为何没有选择与传统社会学有更多的交集？
杨：学科划分有很多时候是画地为牢的。有些时候可能是必要的，比如一个学科有什么样的经典需要去读。但是能够走出自己的学科，看看其他相关学科的书，对扩展眼界很有必要。无论是社会学、传播学还是新闻学，我都没有特别的执着。与传播学有更多的交集，是由于工作的机缘。如果没有这个机缘，我也可能是在社会学界。当然，其中的必然性是，正因为我做的研究能够和传播学对话，所以就受聘到传播学院任教。但即便我不在传播学院，我可能也还是会做类似的研究。
学科的界限有时候是一种伪界限，需要打破。在概念上虽然不一样，但谈的问题很多是相通的。那么研究者们或许要培养这样一种能力，即在不同的概念、学科、理论之间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也就是所谓融会贯通。能够融会贯通，才能逐渐养成自己独立的看问题的方式。
杨：如果说传播学有什么新机遇和可能性的话，应该说新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现象都构成了新机遇。但仅追求新现象还不够，还要看怎么研究。重要的是能不能从新现象中看到新问题、新思路、新思想。比如大数据时代个体常常被淹没，此时如何重新发现和叙述个体生命和个体经验就成为了新课题。大数据时代，反而凸显了小数据和个案研究的价值。另外，用新眼光重新审视经典，为发展另类知识论（alternative epistemologies）提供了途径，譬如用去殖民化视角对革命理论进行反思（Bhambra，2016），从残障运动研究中发现个体能动性的新可能（Dokumaci，2023），从木偶研究出发对机器人文化进行批判（Erdener，2019）等。还有一点是我在《传播与社会学刊》（杨国斌等，2024）的访谈中谈到的，即如何使我们的研究超越传统的“批评”话语，从否定的话语走向希望和关怀，这方面有很多事可做。
杨：首先，学界要自我反省。我们作为研究者，不管是学生还是教授，对自己所做的知识生产是缺少反思的。在当代学术体制下，学者不得不努力多发表、快发表，常常无暇顾及发表出来的东西到底会产生什么社会影响。大部分情况下，具体某一篇文章或某一本书很可能没有任何社会影响。但整个学术界所不断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会产生某种整体效应，而这种效应对社会心态、文化气氛等等，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不可小看。现代社会科学崇尚分析，人文学科崇尚批判思维，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贡献。但只有分析和批判，没有关怀和同情，最终会不会只能得出无可奈何的结论？布迪厄对社会不平等的分析可谓深刻，他的理论极具诱惑力，但他所描绘的社会是不是少了一点希望？甚至隐含着某种宿命论？
其次，要在反思中重视经验世界。我觉得不要盲目迷信理论，也不要盲目迷信书本上的知识，个人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实践，也应该是灵感的源泉。我们中国文化中有许多俗语都讲经验的重要性，“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虽是老话，却常看常新，尤其适合在我们这个AI时代多多记诵。书虽然要读，但实践出真知这句话应该还未过时。
其实有很多学者一直在这样做，包括周晓虹老师和周海燕老师多年来做口述史的研究，走遍大江南北，是为躬行。口述史的研究，是一种双向交流。研究者首先要倾听、提问、学习，如同语言翻译者先要听说读写一样。倾听是交流和传播的基础，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近些年比较热门的话题是国际传播，学者们常谈的问题是如何传播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等。这方面有很多有益的理论思考和探讨，比如吴飞教授关于“全球共通”的文章，强调“情感共鸣”；韦路和李彰言的文章，谈“协同传播”的国际传播范式。这些文章所强调的“共通”“协同”等观点，与“作为翻译的传播”异曲同工，所关注的都是如何做好传播的问题。目前亟待研究的问题，是国际传播实践中听与讲的关系问题。包括国际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实践者是否倾听、如何倾听、听到了什么，以及倾听对于更好地讲述有何作用等等。国际传播是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研究领域，非常期待看到丰富的、深入经验世界的研究作品的问世。我想借此机会推荐宾大社会学系的同事Annette Lareau（2021）的畅销近作《学会倾听：一本关于访谈法、参与观察法、数据分析和学术写作的实用指南》。如书名所示，该书把倾听看作是质性研究的核心要素。从作为翻译的传播观来看，该观点实际上把质性研究的过程也当作翻译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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