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传统文化中的“乡村”味道十分醇厚。讨论“新时代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无论如何也不能绕开乡村和乡土叙述。上一期发表的张丽军的《重新从乡村出发》提出了“创造新乡村”的主张，本期韩春燕和刘巧妮的《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城乡关系书写》可以说就是对如何“创造新乡村”作出了富有说服力的回答。两篇文章的一问一答，让我们的栏目更加妙趣横生，其共同特点便是紧紧抓住一个“变”字：时代之变，社会之变，人心之变。今天的乡村已不是昔日炊烟袅袅的乡村，今天的农民也不是过去寒耕热耘的农民。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化不断加速的局面下，乡村都难以守住自己的一片绿水青山了。因此张丽军才会发出“以文学保卫乡村”的呼吁，韩春燕和刘巧妮则是看到了在大变局下乡村的根本趋势：乡村不再是孤立的、自洽的空间，而是与城市交融一起，共同进退。她们将其概括为由“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这一点体现在当代文学上，便是“城乡关系”成为了新世纪小说的重要主题。文章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文风，两位作者从大量具体作品入手，为我们展现了新世纪小说在发展和深化乡土叙述上的实绩，并认为这些实绩就是对“乡土文学终结论”的有力批驳。
新世纪中国城乡关系的种种新变促使着乡土小说理论的深化以及叙事的创新。改革开放后，循序渐进的城乡政策调整让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向城乡一体化趋势发展。农村进城人口的规模在新世纪以来持续扩大，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在与城市的交互中承受着“现代性”的冲击，也在向城市寻求革新的力量。“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从乡土到城市，而是从乡土到城乡。既然是从乡土到城乡，那就意味着‘乡与城’关系既有隔离、对立，更有交往、转型。我们正面临的就是这一关系中的交往与转型，而不是前者。”①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给乡土小说的概念阐释带来挑战。传统乡土小说彰显乡村“地方色”的美学原则以及表现“侨寓心理”的知识分子视角不足以反映新世纪乡土现实的种种新问题。同时，将“农民”置于政治话语下的乡土革命叙事亦限制着他们作为主体的精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由“乡土中国”延展至“城乡中国”，让传统乡土小说“三画四彩”的美学风格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城市”的面孔得到多样的刻画：一方面，城市因早期的工业积淀拥有发达的物质生产能力，这是能为乡村生产结构以及社会文化带来变革的“光明面”；而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异化”以及封建思想的余毒让城市中出现藏污纳垢之所在，这是污染传统文明的“阴暗面”。对城乡关系的探寻让乡土小说中的城市呈现出区别于其他文类的特点，乡土叙事中时间、空间、人物的塑造亦因“乡土小说”内涵的拓展而获得新变。新世纪乡土小说从现实、浪漫、历史三个叙事向度出发，对现代化浪潮下“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的互视、对话、冲突与融汇进行书写，从而折射出农业与工商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自然文明与工业文明以及农民视角与知识分子视角的关系，让“城乡关系”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重要主题。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空间的交融以及文化价值的裂变进行书写，同时也揭示了乡土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乡土小说中的城市常作为“现代性”力量的指涉而存在，其与乡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过程蕴含着乡土社会走向“现代”之路的历史。20世纪的城乡长期处于隔膜状态：“五四”时期的乡村与城市处在“封建”与“反封建”的叙事中，彼时知识分子们在城市观照乡村的“反封建”启蒙尚无法烛照遥远的故乡。这种“封建—反封建”的叙述在上世纪30年代一度具象为对农民“被压迫—反抗压迫”的表现，城市作为革命火种以及进步思想的孕育之地获得新的现代性蕴含。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题材小说”强调的依然是城乡的二元结构，两者之间泾渭分明。新时期以后，城市与乡村的交往以及乡村对城市指涉的“现代性”的向往才逐步获得合法性。到了21世纪，乡村人口进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急速增进，大量农民工进城，农村被前所未有地抽空，加上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价值席卷，传统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大面积解体了”。②与20世纪的进城人口相比，新世纪进城人口在城市驻留的时间更长，并产生了更深的情感羁绊。可以说，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均因他们的流动而面临着冲击与重塑。城市更是在乡土视角的叙述下被拆解、重新演绎，成为多种文化圈层交织、多种价值观念杂糅的产物。
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的并置书写，是新世纪乡土小说的鲜明特点。所谓“空间并置”不只是城市与乡村在地理意义上空间的交融，还意味着两者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碰撞给个体带来的精神困境。这种书写在技术上考验着作家组织时间线的能力，而体现在具体情节中则需要依靠人物感官的城乡流动体验。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与乡村的交往只能是“点对点”的，香雪在火车经停时踏进车厢用鸡蛋换文具盒，陈奂生上城卖油绳即停即走，均不构成“面”，也就无法生成稳定的空间。而“城乡一体化”趋势让城市与乡村大面积碰撞、交互，且形式更加复杂、多样，进而生成多层次的叙事空间。农民进入城市并长期居留，携带着自己的乡土世界，为观察城市景观提供了新视角。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胡来城父子从乡村来到瓦城，在城中的居所却只是“乱搭乱住的棚子”，这显然不能满足他们对“城市”的期许。山民李四抱着自酿的黑米酒进城找儿女庆祝生日，后为泄愤摔了儿女家中的茶杯与遥控器，象征“乡村”与“城市”意象之间的冲突映射了李四内心的焦虑与愤懑。贾平凹的《高兴》中，刘高兴、五富从清风镇来到西安拾荒，住处是廉价、狭小、阴暗的城中村租房。这些“城市异乡者”以及他们活动的空间之于城市均属于“奇观”，他们想融入城市必须要经历“看”与“被看”。地理学家段义孚指出，对于乡村人而言，城市空间中的色彩、几何空间形态会改变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此刻，他对于超自然世界的理解也改变了：从地方性转向空间性；从对神圣的特定地点，比如一棵树、一座城墙、一条街或特定一个角落的感知，转变为对于由方位基点和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所定义的神圣空间的感知”。③新世纪乡土小说作家有意削弱了城市之于进城人口的奇观性，侧重表现他们为融入城市而付出的心血。《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少年胡来城在目睹父亲与李四的悲剧后反而坚定了奔赴瓦城的决心。《高兴》中刘高兴经历了五富的死，认清了自己在城市的幻梦后，同样选择了留在城市。相较于进城农村人口为改善物质生活的奔波劳作，他们精神上走向成熟与自立的过程更值得被书写。
在大量农村人口从故乡出走，为城市注入新的文化质素时，乡土社会也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传统“乡土中国”社会中，皇权代表的“大共同体”与宗族、地缘关系组织代表的“小共同体”之间始终是相互依存并在内部持续博弈的。两种权力体系共同造就了封建乡土社会的生产分配方式、阶级结构以及文化和伦理道德。“大共同体”的解体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公与阶级的对立问题已经随着土地革命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在解放区文学以及“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得到充分叙述。而相比之下，“小共同体”与农民生活的联系更密切，产生的影响也更深远持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均随着城乡之间的交往不断更迭，典型的表现有氏族长辈权威的衰落与男女婚恋模式的解体。
“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④在乡土社会的氏族家庭中，无论是父对子，还是婆对媳，都有极高的长辈权威。然而这种权威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衰落，父辈秉持的行为准则逐渐失去了规约性力量，其钟爱的传统艺术也鲜少能感染子一代。如在魏思孝的《土广寸木》中，刘长生的儿子入赘到城市国企职工家，刘长生夫妇为一家三口准备的“龙凤呈祥”婚被始终未派上用场，夫妇二人也不肯自己盖；贾平凹的《秦腔》中夏天智一生痴迷秦腔，而其子却对父亲的爱好倍感不屑。他们都是日渐虚空的乡土大地上失落的家长形象。同时，在“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模式下，人们的相处奉行“男女有别”的原则，这让传统乡土社会的婚姻关系长期是以安稳为底色的。而城市中的现代情感生活方式恰恰是以冲突为基础的，这种观念极大影响了农村青年，“情感”代替传统生产模式成为维系婚姻的纽带。因此，一群挣扎在留守与出走、纵欲与禁欲之间的青年形象在乡土转型的时代渐渐浮出地表。尤凤伟的《泥鳅》中的一对恋人国瑞与陶凤从农村进城打工，起初两人的性观念均是保守的，对他们而言，城市中开放的性观念或许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但也是让他们心灵迷失的始作俑者。国瑞逐渐沉溺在金钱与权力中，成为女老板的情人。陶凤则因一次意外事故被女顾客羞辱，精神失常。又如《歇马山庄》中的翁月月，最初她的婚恋观是保守而克制的，面对婚姻的不幸，她冲破道德枷锁与买子展开婚外恋情。看清了情人的犹豫与退缩后，月月选择在闹剧中脱身，赚钱养活自己与母亲，不再依附任何人。至此，月月真正抛开城乡加在她身上的两重枷锁，实现了人格的独立。可见，时代的巨变之于乡土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让个体在城乡价值的碰撞中放任自流走向堕落，亦能让人在经历磨炼后获得人格的升华。
此外，书写乡村因与城市交互、融合而实现振兴的“新时代山乡巨变”，亦是新世纪乡土小说的重要命题。作品面对新的时代语境，将新世纪乡村残留的“旧”痼疾以及发展路上的“新”曲折寓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交往叙事中，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为新时代乡村的“现代化”道路勾勒出蓝图。其中，乡村经济的振兴是毋庸置疑的主线，而城市不仅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带动着乡村的生产水平，也向乡村输入了大量的消费群体，从而优化着乡村的产业结构。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乔叶的《宝水》中的楚王庄、宝水村均通过发展旅游业挖掘出村庄风景蕴含的经济价值，从而实现了与城市的良性交互。而在这一过程中，颇具“革命性”意义的“新人”成为这类作品中的典型群像。“我们看到的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祥林嫂、华老栓、老通宝以及当代文学史上的老许茂、高加林、涂自强、翟小梨等倍受压抑的形象，也完全区别于‘草根文学’中的人物。她们接续的是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传统，她们笔下的人物，是大春、‘当红军的哥哥’、小二黑以及梁生宝、邓秀梅、萧长春的后人。”⑤《宝水》中的城建专家孟载以及支教大学生周宁和肖睿是投身乡村建设的“外来新人”，而《湖光山色》中的楚暖暖、《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则是回乡创业的“返乡新人”。这些“新人”均在积累了城市生活经验后用颇具“现代性”的眼光丈量乡村土地，用自己的所见、所学书写新时代乡村的“创业史”。
综上所述，城乡交互时代的乡村故事必须以村庄的敞开与村民的“走出去”为起点，这种“走出去”不以生活环境的迁移抑或所谓“阶层”的跃升来衡量，而是以实现人们精神上的启蒙为目的。广大乡村土地上千千万万的“旧人”“新人”“中间人物”应在实践中意识到绵延千年的“乡土性”带给自身的局限以及脚下的土地贮藏在自己身体中的巨大潜能，他们必须对城市与乡村的光明与黑暗有清醒的认知，才能实现自我革新，消除百年来他们在城市视角下“愚民”“丑陋”“恶俗”的“傲慢与偏见”，迎接一个崭新的家园。
在现代文学史上，对乡村、土地的浪漫抒情化书写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补充，承载作家超越现实的诗意精神感受，成为乡土小说的经典叙事传统。新世纪以来，在现实叙事向度下，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趋势不可逆转，城与乡之间的关系终将走向互融、共通。然而良性城乡关系的形成要以二者的和谐发展、相互促进为前提，盲目、无序的“城市化浪潮”必然不属于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城镇化建设，无法让乡村走向现代化。因此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浪漫抒情叙事着重表现的是“城市化浪潮”下城与乡之间或显或隐的“对峙”关系：这类作品中的乡村与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一脉相承，是远离现代文明的；而城市往往携带着文化、资本的霸权“入侵”乡村。于是，依托自然生长的乡土文明对开采、蚕食自然的城市文明发起或激烈或温和的抵抗，这类作品也因此展现出一定的文化守成倾向。
当现代城市文明不断试图改写村庄原始、古朴的面貌，浪漫主义乡土文学对乡村“地方色”的诗性转化终会指向对人类永恒精神家园的探寻。“边地”即是承载这种哲思的重要容器，从西部戈壁大漠到东北大兴安岭，从胶东沿海平原到太行山脉，作家将森林、海洋、沙漠、峡谷等景观崇高化、传奇化，以自然的壮美抵抗城市的扩张。作家并不将视角局限于对封闭地域环境的单一描绘，而是在自然村落与现代城市的对照中书写人类生存的寓言。
在城市里，长期浸润在工业文明中的人在与机器的互动中逐渐走向异化，而这类作品中的“边地”始终与城市隔着一道屏障，仍保留着传统的时间观与生命观。与现代的机械时间相对峙的是因感知自然现象而生的圆形时间观，“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是圆形的，他们是在昼夜更替、春种秋收、四季轮回中认识时间的，时间在他们那里无始无终，每个生命都只是时间之轮上的一小段，但因其子孙接续，每个人的生命便也等于在永恒之中轮回了”。⑥循环轮转的时间观直接影响着边地人民对待生死的态度，这种生命能量轮回守恒的观念由进而向自然万物投射，生成了“万物有灵”的生命哲学。红柯的《太阳发芽》中，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西部村落里的祖父以梨树的生长为喻，让孙女体悟万物生命的周期，并教会她如何平静地看待生与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更是用了极多的笔墨展现鄂温克族部落与山中植物、动物的亲密交互，不管是人还是驯鹿、棕熊、白桦树，都共同依托森林而存在。人们通过驯化动物、采集植物、保存火种使部落的文明延续，同时也对这些自然界的生灵有着情感上的依恋。部落中德高望重的女酋长“我”在山中生活了一辈子，习惯看着夜空中的星星，听炉火的噼啪声，骑乘驯鹿，喝白桦树汁，因此晚年的她拒绝搬到布苏镇住楼房。而人依赖自然而生，也在自然中亡：达西被狼吃掉，瓦罗加被熊杀死，人与万物共同处于自然的轮回中。边地人民对待自然的态度亦与城市对自然疯狂的攫取构成鲜明的对照。
边地人民在自然中未经雕琢的生命状态，呈现出不被文明驯化的人性之美。正如沈从文曾用“建造希腊小庙，供奉人性”来形容自己的创作理想，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边地中，可以随处找到“文明”与“野性”的冲突，这也是城乡关系的一种深刻写照。葛水平的《喊山》通过一桩桩案件，将太行山峡谷中的“边地”与现代法制社会相连：穷凶极恶的逃犯腊宏携哑巴妻子红霞到峡谷村庄隐匿多年，却因一次意外被韩冲非法捕猎的雷管误杀，村干部们决定按村中的规矩“私了”，让韩冲承担起照顾其妻子儿女的责任，本性善良的韩冲用心照顾红霞，然而当警察追查到村中，等待韩冲的将是法律的制裁。现代法制必然对乡土社会有着强有力的规训，但作家还是通过刻画“人性”的温情消弭了正与邪、善与恶的边界。在丈夫的家庭暴力、村中“长老权力”以及城市“中心权力”的多重压力下失语多年的红霞对韩冲心怀感激，自愿跟随韩冲并等待其服刑的归来，这种情感足以在文学意义上将韩冲从中心权力的审判中救出。
此外，边地的人性之美还表现为人在自然条件下努力求生存的原始强力，也正是这种从土地中生长出的力量得以抵抗城市的“现代”规训。“在城市化背景下,大地父亲的角色其实正在淡化——牧人、农人都在离家出走，‘离乡’是对父亲的一种背叛，却会带着对乡村‘母亲’的更多怀恋。”⑦而边地人们与严苛的自然条件搏斗，与风沙、寒潮等自然灾害斗争，重塑了大地的阳刚与壮美。张炜《刺猬歌》中的廖麦、红柯《乌尔禾》中的海力布，均是身体健壮、有强烈的生命力的硬汉；而红柯《雪鸟》中的女破冰队员、阿来《蘑菇圈》中的斯烱，她们母亲般的力量同样令人震撼。作品常常引入城市视角来展现原始强力的人性魅力。《雪鸟》通过老年女破冰队员与来自城市的女子的对话，展现出雪山脚下破冰队与自然搏斗的生命强力，以及城市对边地原始强力的皈依。《蘑菇圈》中外来的指导组秉承“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的观念，开发藏地机村的自然资源，昔日的蘑菇在城市中被商品化，成为让人们疯狂的高档食品“松茸”。相比之下，村中的阿妈斯烱日复一日用传统方式灌溉着自己的蘑菇圈，守卫着村庄的生态。从大半生的执着坚守到暮年的无奈妥协，乡土大地上的田园牧歌终将因老一辈留守者的逝去而终结。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浪漫抒情化叙述还离不开超越现实的叙述视角，对“自然之子”的塑造及其眼中世界的构建即是鲜明的体现。他们在自然环境中成长，似乎天然地对城市有着疏离感，无法融入现代文明，身上始终保持着自然属性。作家借孩童、巫师、愚痴者的眼睛看城乡的变迁，采用内聚焦与外聚焦结合的叙述模式：有时候，“叙述者好像是寄居于某个人物之中，借着他的意识与感官在视、听、感、想，所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⑧然而更多时候，叙述者开启自我限制，在书写他们的命运时常常留白，形成“召唤结构”，为读者留下阐释、思考的空间。在这种叙述模式下，“自然之子”身上“人性”与“自然属性”的界限消失了，他们与自然融为一体，对新世纪的城乡关系做出了寓言性的揭示。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在“自然神性”与“人性”之间穿梭的尼都萨满与妮浩萨满，他们为了族人与上天交易，作家对这种信仰的书写并非出于宗教的眼光，而是体现着作家对现代文明的审视。他们对自然神明的祈求、偿还与只管索取、不管后果也不问代价的“现代”力量形成鲜明对比，有着强烈的反讽意味。陈应松的《森林沉默》中的叙述者猴娃“玃”也是一位“自然之子”。他眼中的鄂西北咕噜山区是一个“万物有灵”的自然世界，在玃的眼中，森林中的动物、植物和人一样富有灵气。与之相对的是山外人的“城市视角”，玃的生活不断被“现代性”干扰、打乱，预示着现代性质素将被纳入森林的神话体系中。在小说的最后，玃娃乘坐飞机在山区上空“漫游奇境”，他眼中的飞机是飞上天的三只豹子，村长介绍村中“与白云杂交”的棉花，以及为旅客提供的花茶、柴火饭。这些森林山区的风物成为飞机上的餐食，体现出“自然”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与交杂。这种非城市视角下的浪漫笔触，代表着作家对城乡关系超越现实的魔幻想象。
综上可见，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浪漫抒情叙事是作家对当下城乡关系主观感受下的产物，他们将额尔古纳河岸、鄂西北咕噜山区、藏地机村等自然边地塑造成古老、传奇的净土，歌颂人的精神，同时却让画家依莲娜、花仙子老师、阿妈斯炯抛弃城市，回归自然的计划屡屡破产。“世纪之交浪漫派的现代化想象把‘乡土中国’做了简约化处理，它对大地—乡村—农民作为‘根’的频频眷顾似乎试图突出‘现代’的重围，回到民族的文化‘本色’，但宗法制文化传统中的愚昧、野蛮、苦难又使他们陷入了价值的困惑。”⑨新世纪乡土作家游走于城市与乡土之间，对城市文化感到失望后，将眼光重新放到乡土大地上。然而乡村社会的种种文化、思想亦在不断凋敝，城市的盲目扩张无法给乡土大地以现代性启蒙，更多的是因欲望而生的灾难。“乡土气息”与“地方性特点”亦因作家自身乡土经验的断裂，距离现实越来越遥远。面对现实巨变以及自身局限，作家只能将困惑转化为对或许本不存在的“故乡”的梦呓，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们在“无名”时代的群体性焦虑。
新世纪乡土小说历史叙事向度下的城乡关系书写可以概括为在“城乡一体化”的现代性视域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乃至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事件进行“重述”，表现不同时代个体在迁徙中的命运流变，在对历史的反思与人性的刻画中追问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广阔前景。新世纪以来，城乡二元格局需要不断被打破，如何在健康的城乡交往中实现乡村的现代化，成为亟需关注的问题，因此对城乡关系自觉的反思与表达出现在新世纪以后的历史叙事中。城乡关系书写作为现代性反思的一个侧面，或显或隐地存在于文本中，并通过人物在历史空间中的挣扎与抉择表现出来。正如陈晓明所说：“对于文学叙事来说，真实的历史在别处；而对于历史的自我建构来说，文学也在别处——这就是文学的品性，也是文学得以顽强存在的根基。”⑩新世纪作家对“当下”的体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对“历史”的书写，文本中的历史得以被赋予一种当代意识，投射出作家对城乡关系的反思。
“20世纪中国历史是一部不间断的乡下人进城和城里人下乡的历史。”⑪即使城乡曾长期处于“分治”状态，两者之间也始终存在着或显或隐的对话与互视。这些日常生活中“点对点”的交互一度被战争、革命、政治运动等宏大的时代语境遮蔽，而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历史中的“大事件”逸出了规定性的叙事模式，它们不再是串联情节的主要线索，只作为背景存在于文本中。作品在个体的离乡、思乡与返乡中寻找着历史在乡土社会打上的烙印，也正是这种“日常性”的书写勾勒出历史上城乡交往的轨迹：城市与乡村互为他者，乡村人渴望着城市，却往往在城乡价值选择中迷失；“逃亡者”们在城市回望自己的故乡，在审视乡土传统痼疾的同时又流露出自省精神。
毕飞宇的《玉米》三部曲通过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的城乡体验展现出城乡二元格局下乡土社会的堕落与人心的骚动。三姐妹出生的王家庄代表着传统乡土社会，大姐玉米定居的断桥镇则是小城镇，玉秧考上的师范学校则是在城市里。姐妹三人在三个空间中的流动经历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寓言。严格的户籍制度让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区隔不断加深，乡村社会难以走向现代化。同时，启蒙精神在王家庄荡然无存，人们展现出的是对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仗势欺人、以“贞洁”衡量女性价值等陋习的逆行倒施。因此，玉米三姐妹作为王家庄的青年女性，只能通过对市镇的远眺与奔赴实现“现代性生活”的建构，而在特殊的时代里，城市并不欢迎农村人口的到来，时代的局限性注定了她们在城市的生活会艰难异常。而王连方、彭国梁、郭家兴、魏向东等男性在家庭、婚恋中对女性的不对称关系与城乡二元格局中城市对乡村的不对称关系互为映射。
邵丽的《金枝》则将日常生活书写置于城市与乡村从“二元对立”走向“一体化”的流变中，表现出城乡关系从断裂、冲突到重构的转变。这种流变首先表现为周启明从“离乡”到“怀乡”的转变。他少年时为了逃避家中的包办婚姻而跟随爷爷“闹革命”，从故乡出走，将妻子留在乡村数十年，这象征着城市的“进步”思想对乡土社会的暴力切割。周启明与朱珠在自由恋爱下结婚，一步步定居城市，在晚年他却执拗地要从深圳回到上周村的老房子里，在那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然而，富有意味的是，他如此眷恋的故土是让他逃避了一生的农村妻子与女儿守护的。“出走城市”与“留守乡村”并不是全然对立的“新”与“旧”，穗子对家中田地、祖屋的守护也代替周启明的“革命”成为作品主要表现的历史。与周启明观念的转变对应的是穗子女儿栓妮子与朱珠女儿周语同之间由冲突到和解的变化。她们长达几十年的纠缠勾勒出城市与乡村漫长的“互视”历史。在周语同的心中，农村是“庞大的、臃肿的，充满泥泞和饥馑的所在”。⑫栓妮子对父亲城里的家充满了仇恨，蛮横地在周启明家中索要着一切。“农裔城籍”的周语同在城市里常年陷入身份焦虑，这让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乡村血脉，也让她逐渐消除了对栓妮子的偏见。而与此同时，周家的年轻一代们早已摒弃了上一代的恩怨，身处天南海北也可以在聊天群中毫无芥蒂地畅谈，这象征着此时的城乡关系进入流动重构的新阶段。城与乡从“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关系转向和谐共生的互助关系，这为年轻一代消除代际创伤提供了可能，也为他们提供了多元的价值选择：周河开通过考取同济大学进入城市，与自己的导师结婚，后离婚到英国定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她的妹妹周千里却读完农学，留在家乡建设乡村。“进入城市”不再是青年自我价值实现的唯一途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交互让越来越多的青年“回归”故乡，传统的旧观念在瓦解，而“新人”的回归则为农村注入了现代观念。
在20世纪漫长的“城乡互视”过程中，城市长期作为乡村居民欲望的化身存在，让他们在现代性体验中生成惊奇、羡怨、焦虑等情感。同时，当这一部分拥有乡土经验的人在城市扎根，并从城市视角“回望”乡土时，乡村的日常生活便会生成某些异质性因素，乡土也因此具有了“陌生化”的审美品格。这种陌生感并非对乡土景观的简单变形，而是以文学想象介入现实困境，在解构了传统乡土伦理的同时，试图为被城市化浪潮冲击的乡村寻找新的意义坐标，在城乡剧烈碰撞的语境下对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进行反思与重构。
胡学文的《有生》通过对时间的剪辑与演述实现对宋庄的“陌生化”塑造。作品中有两条时间线索，一是乔大梅的自述，讲述了她在早年间漂泊，后迁入宋庄，并一步步成为村中“祖奶”的历程，二是改革开放后宋庄年轻一代人的命运遭际，展现了盲目的商品化浪潮给宋庄这个古老村落带来的灾难。“历史”与“现实”构成了奇妙的呼应，然而“‘历史’中祖奶尚能接生，在生命不息的降世中驱除历史的恐惧，发现超越历史的力量，体验生命本身的崇高，‘现实’中的祖奶只能作为‘历史之外’的孤独者躺在床上，任人摆布，被动接受人们的祷告或诉苦。‘历史’中遭受苦难的人们尚能通过生育获得出离困境的希望，‘现实’中的人们只能承受日常生活环境、当下价值结构和权力机制的塑造，或沉溺于个人的孤独、烦闷，或陷落于彼此间的情感纠葛，丧失了生命热情和信仰”。⑬究其根源，年迈的祖奶“任人摆布”，如花、钱玉、宋慧、喜鹊等宋庄的年轻一代“丧失了生命热情和信仰”的根本原因依然在于来自城市的价值与权力侵入了宋庄，给乡土社会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
莫言的《生死疲劳》中,高密东北乡的“陌生化”呈现源于“轮回”中的动物叙述视角。五个动物的命运遭际折射出高密东北乡几个家族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与命运遭际，同时指向乡土在“新中国”迈向“新世纪”的过程中所承受的沧桑巨变。当历史开始慢慢向现实靠近，对乡土的叙述因“城市”的介入愈发走向狂欢与无序。有人将《生死疲劳》视为后现代消费主义的典范性文本，这种“消费主义文学”的性质本身就体现出新世纪初的乡土在面对城市化、现代性等问题时的茫然与焦虑。
在新世纪的历史叙事中，城乡关系流变本质上反映出“现代性”在不同时代之于两者的不同意义：早期的城市作为进步的一方企图占领乡村，而随着城市化弊端的不断显现，乡村的文化记忆与自然生态又成为反哺城市的重要资源。在历史的重述中，个体在权力规训下的妥协与抗争分外鲜明，他们实现人格独立，完成精神启蒙的过程也暗含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唯有在平等的互视中，城乡方能超越剥削与怀旧的双重陷阱，走向真正的共生。
从现实、浪漫、历史等多个叙述向度出发的新世纪乡土小说在历史与当下、现实与虚构、乌托邦与异托邦、解构与重构之间探寻着城市与乡村“前世今生”的流变，展现出不同于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新的乡村”“新的城市”以及“新的农民”。多个文化圈层之间的交互与冲突考验着作家干预生活、表现现实问题的能力，也在反哺着新时代“城乡一体化”事业的建设。
这种城乡关系书写不仅承续了新文学的传统，关注着乡土与现代社会交融过程中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还赋予乡土文学在“城乡中国”时代更多的潜力，是对“乡土文学终结论”的有力辩驳。同时，新世纪乡土小说通过对理想城乡关系的探寻展望着新时代文学的宏伟蓝图。对城乡关系的关注体现了文学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应是新世纪乃至新时代文学着重表现的主题。
（本文系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之间的第三种文学样态研究”（项目编号：2025lslybkt-061）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张继红、雷达：《世纪转型：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雷达访谈录》，《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②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③[美]段义孚：《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陆小璇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116-117页。
⑤孟繁华：《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学里——近期长篇小说创作中的“现实题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4期。
⑥韩春燕：《乡土小说中村庄时间的叙事意义与叙事功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4期。
⑦⑨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⑩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