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跨文化认知是中资高质量出海的关键？中资不缺乏技术、勤勉，甚至商业模式创新，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对多元和不同的想象力！这限制了他们在差异文化背景下再造适配性模式的能力。
结合过去几年在海外工作以及与中国公司和其他国家跨国公司打交道的经历，我深感跨文化认知对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当前许多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过程中，往往带有国内治理环境下的思维惯性，未能充分重视文化差异对出海质量的深刻影响。
接下来，我将结合自己在察哈尔学会“工商业与人权”读书会上的发言，通过几个侧面来分享我的观察和思考：
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常常缺乏对当地多元价值观的深入理解。在许多宗教文化深厚或传统较强的国家，价值观呈现多样性，并非仅以经济发展或物质利益为核心导向。然而，部分企业仍习惯采用“以钱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沟通，易引发合作障碍乃至冲突。
此外，企业对当地社群的自组织能力也往往估计不足。国内的社会组织与利益表达机制与国外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企业有时倾向于套用国内熟悉的处理方式，在海外某些情境下，这种做法难以有效化解矛盾，尤其是在面对非常活跃的工会和具有文化凝聚力的自组织社群时更为明显。
（关于多元想象力的重要性，我在《雾与悟：亲历印度》中有很多介绍和分析。）
在许多国家，治理结构由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共同构成。然而，中国企业在国内环境下较少与非政府组织打交道，相关经验与能力储备不足。一旦在海外面对非政府组织的评估、监督或倡议，往往应对失措。
例如，某技术领先的能源企业在ESG评级中得分很低，却不知如何回应；也有企业在遭遇地方性政治风险时，不清楚如何借助国际组织、媒体等渠道发声，以争取更公正的解决环境。大多数企业习惯于认为“政府能解决一切”，但在海外许多国家，政府与社会并非一体，仅依赖政府路径往往无法全面解决问题。
企业的社会形象管理，有时是积极主动的行为，有时是被动的，我们不妨将其区分为积极形象管理和消极形象管理。
积极形象塑造。很多中资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或ESG，除了满足法律、合同或供应链管理的NineGame（国际用户）要求外，其在自愿层面的社会价值创造或社区参与方式上，往往还局限于简单的社区捐赠层面。这对于中小企业可能相对适合，而对中国走出去的大型跨国公司，可能需要做得更多。如可学习其他国家跨国公司探索出的有效经验，共享的不仅仅是物质捐赠，还可以融入价值链高端环节，参与创造共享价值，建立与精英群体、社会主流机构的联系。如此，在遇到困难时才能获得更多社会理解与支持。
消极形象应对。中资企业在海外应对负面事件时，容易出现两类做法：一是个人出现违法行为或道德问题时，去捆绑企业；二是企业发生违法或重大公共事件后，为避免国内股价波动，设法不让具体企业名称见诸媒体，结果导致当地媒体以“中国企业”统称，致使“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受损。这种将个人问题上升到企业层面、将企业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身份防御策略，模糊责任边界，放大了中资污名化风险。据我的观察，这不是个例。出海企业应该树NineGame（国际用户）立一种意识，自觉维护出海企业共同体形象。
通过政府渠道解决问题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出海中资在考虑寻求中国政府帮助前，至少应思考两个问题：
其一，此事是否适合政府介入（觉察是否仍是国内全能型政府环境下的思维惯性）？常听到企业抱怨在海外受委屈却得不到政府积极支持；但也有企业事后反思，原以为是驻在国政府针对中资，后来发现源于对当地营商环境的不了解，外交介入后反而使自身陷入更大被动。
其二，政府介入是否真有利于解决问题？在对华友好或话语权较弱的国家，自上而下的介入或许会有帮助。但在双边关系敏感、信任不足且对方为大国时，将企业问题上升至双边关系层面，有时反而增加解决难度（万不得已的极个别情况例外）。在某些情况下，将问题界定为当地营商环境议题，反而更容易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
结合参与多家中资企业出海困境论证及个案咨询经验，我认为中资企业出海要想少走弯路、提升质量，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跨文化认知问题。
为此，我给大家总结了“跨文化认知拉伸”的三阶框架。哪怕中资在出海时能达到第一阶，都可避免很多教训。这“三阶跨文化认知拉伸”，对国家推动高质量出海宏观决策也有参考价值。
了解常识（一阶）：掌握他人通过教训已总结出的常识。正如前面所言，一个企业在母国文化中得心应手的经验，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反而是解决问题的障碍，这是中资出海前必须要认识到的。因此，企业出海前，需要对跨文化基础常识有所准备，即“掌握已知的已知”。许多中资企业尚未具备一阶知识储备便匆忙出海，导致重复“跳坑”，付出沉重代价。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之所以教训还在重复，是因为所谓的常识”，尚不是“常识”，造成了企业求助和咨询的困境。
应用深耕（二阶）：通过“已知”去探索“未知”，形成系统性、可复制的跨文化深耕经验。目前，中国很多公司已在不同国家开始深耕，但遗憾的是，这些深耕经验是碎片化的，有的是在外派负责人的记忆中，也或者在公司特定部门文化中，但企业对这些碎片化经验缺乏对比分析和体系化梳理，没能转化成企业可复制的系统化深耕经验，从而制约了企业出海的质量提升。
模式创造（三阶）：实现从跨文化适应到跨文化赋能的跃迁。在国别深耕经验的系统化梳理基础上，从跨文化视角深刻觉察华商，甚至细分的粤商、儒商等中华商文化的自身特质，并对比其他跨国公司在同行业、同国别环境下的深耕策略，在商业模式创新、跨国公司管理、全球治理参与、文化软实力推动层面，有所突破甚至是创造，从而从被动的跨文化适应，到主动的跨文化赋能。
对于出海的中小企业，在一阶和二阶层面，发展出自己的跨文化认知，并总结好自己的国别深耕经验，就可以比较从容地本地化发展了。而对于那些致力于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中资跨国公司，则可以思考三阶的议题。
2025年12月26日，我受邀参加察哈尔学会组织的《工商业与人权》读书会，领读人是本书的作者粱晓晖老师。我跟晓晖老师北大法学院读书时就认识，他是一位在中国工商业与人权领域深耕多年，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的开拓者。晓晖老师对商业的底层逻辑和人权的底层逻辑都有着深入理解，并内化于解决方案之中，这让我非常钦佩。因此，大家想了解这个领域，一定要读一下《工商业与人权》这本书，不论在学术造诣上还是在实务启发上，都有极高参考价值。
工商业与人权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能在这个话题上跟梁老师以及其他同仁一起交流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有十年的民间组织工作经历，又有着十多年海外学习与法学教育工作经历，目前正在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从事企业出海的战略咨询。这些工作经历，都不时启发我关注和思考这个领域的发展。
以上是我的发言内容，甚至补充了当时因时间关系未能发言的一些内容，以期跟大家进行更完整的交流。